那时的住房多是“聚族而居”，即同一家族的住房挨着建。如郑安平这样的外人，与当地的谁也不同族，房就孤零零地单甩来。在里中一走，谁和谁是一家，谁是独，一目了然。像这样单甩来的大约有两三，郑安平的房，几乎挨着长满野草的荒原。

来，现在只能着。

当他走到木门边时，隐隐又听到了鼓声，不久洪亮的钟声响起。

郑安平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地上有一个麻编成的袋，里面看来装着小米。他把米袋捡起来，用手掂掂，分量正合适。

这间厢房里杂地堆着柴草，看来是一间柴房。郑安平转过去，在柴草后面，竟然有一张席，上面坐着一位须发零白、材佝偻的老人。

郑安平飞下城，赶忙冲着士卒们摆手。士卒们会意，稍稍放慢了关闭城门的速度，让郑安平在城门即将关闭之前，挤了去。刚城门，城门楼上就传来震耳聋的鼓声，咚，咚，咚……，连大地也随之震动起来。不多久，大梁城十四座城门全都传鼓声。

“不妨。”老人从埋的须发里发声音。

郑安平不再说话，又默默地吃了两碗粟，放下碗，一拜，转离去。

老人显然听了郑安平的声音，说：“粟在灶上。快喝一碗，来得及。”

他一边把米袋往上束，一边问：“先生行动不便，如何应付？”

当郑安平的衣服快要被时，王里响起了鼓声。郑安平几乎立即看见西门卫从大梁门冲，以近乎气急败坏的气对着西门士卒叫喊：“关城门！擂鼓！”

最初，一个里应住有二十五人家，这些人家平时应该准备好战车一辆，载辎重的车一辆，负责车战的甲士三名，的步兵二十五名，这一编制被称为“俩”。随着人增加，里的规模也越来越大，先后变成五十、七十二，直到百十。数多了，但战车却没有增加，甚至有些里本不起四匹拉的战车，只拉一辆两匹拉的车充数。拉辎重粮草的车是有的，但也不舍得用好的，尽量用老拉破车。

郑安平堵上耳朵，拼命抵御着鼓声的大冲击，迈开步，沿原路返回。鼓声连响了上百下才停下来。就在鼓声停歇的几乎同时，路两边传来各钟声。听到鼓声和钟声的人们纷纷加快脚步往家里赶。

郑安平拉开咯吱作响的木门，一步迈，回将门关上，甩开大步向着里前的场走去。

郑安平穿过一排排族居的房，来到最后面自己的家中。推开咯吱作响的木门，穿过院，上三层台阶，堂中。他的全装备就挂在堂上。他摘下巾，上帽；换了一双靴；披好另两层甲，仔细系好腰带；在腰带上挂上弩和箭，又抄起一柄长戟。自己试了试，觉装束得一切满意，转下堂，向一间厢房走去。

老人。又用手一指，说：“粟装好了。”

东鸿里主要居住着两个家族，也不知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。也有少数如郑安平这样的外人。

郑安平没有返回驿站。他在走了大约十来里后，向右拐一条小路，向一个有着几十人家的乡里走去。这就是郑安平居住的东鸿里。

里前广场上空无一人，看来人们都已经回到家中准备战的到来。

在中国历史很长时间中，乡和里都是基层的行政单位，乡里的原意就是同乡同里，由此它也成为乡亲的同义词。在不同时期，不同国家，乡里的大小不同。

郑安平盛过一碗粟，洒了些盐和梅末，在席前跪下，边吃边轻声问：“听到鼓声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