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我看到这幅画的名字时，我忽然又被拉回了那些飘着欧石楠香、响着钢琴小夜曲、酒映着蜡烛光的从前的夜晚。那画下面写着一行法语的。

我端详这幅画上的少年，猜想，是不是因为这位画家老是盯着他看，他才会这样疑惑的神。他可能在想，这位老画家是不是他认识的一位先生。

他的这神倒是一直没有改变。

我上询问卖画人它的作者，而那位女士说，这个她不清楚，只知这幅画是一位叫贝恩顿的老先生年轻时在西班牙买回并收藏的。现在他去世了，他的女才清理了他的藏品。“不过我听说，这幅画的作者是位战地摄影家，很少画画。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绘画作品之一。”她好心地告诉我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并没有后悔因为为了挖掘事件的真相而被最好的朋友怀疑。相反，我因知了真相而慨万千。

在秋天黄昏橙的光下，他帽檐下的棕发泛鲜艳的红光，褐的睛里满是好奇和疑惑。他也许在想，我是不是他认识的一位先生。

“别忘了还有壶，把它写上。”纳夫塔利笑着说。

也许这只是一个丽的偶然，但我还是掏钱买了这幅画。回去之后，我的大女儿玛丽骂我说，为什么要钱买这么一幅破画。我没有告诉她，是它让我想起了渐行渐远的年轻时的朋友们，和与他们一同分享波亚克羊的好时光。

战争也给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光怪陆离的彩，扭曲简陋的形态，迷茫的支离破碎的人脸。我拄着拐杖，看到展快结束的地方，忽然这幅与众不同地画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凯恩本来和茱莉亚已经成了让人羡慕的一对，我们都认为他们即将订婚；可事实上风风火火的两人却最终从恋人变成了熟人，他们声称彼此都不是可靠的情人，但共同玩乐却让两人的友谊持续着。

那是战后的一场慈善绘画展，所有的画家都匿名展，所得全捐给战后遗孤。

我在展厅里看到那幅肖像画，就想起了六十多年前的这件事来。

战争来时，我带着家人去了加拿大。在我兴致冲冲地盘算着回到法国并受到几个孙的反对时（他们在加拿大有了各自的恋人——哎，年轻人！），又迎来了二战，所以后来，我也再没能回到旧大陆生活，和凯恩他们的联系也越来越少。但我还一直关注着艺术界的发展。

这是一幅老气的素描，与满室的表现主义、立主义大相径，而被放在一个不起的角落里。浅浅的碳线勾勒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、端着枪的游击队少年。他清澈的睛里满着好奇与疑惑，一瞬间让我觉得似曾相识。

我趁同行的众人没注意，就扭望着走远的两人。这时，艾德里安像忽然发现我了一样转过来看着我。纳夫塔利还在给他讲什么但他没注意听。

随着我也继承了家业，我也很快被家里的琐事、孩的哭闹淹没，淡忘了这件事。偶尔关注一下艺术界，也再没见过纳夫塔利和他的作品。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但很可能，他改名换姓，浪去了别。也可能，死于排犹、恐同或战争。